直到旧石器时代结束后，中国古人才开始逐渐形成“视死如生”的观念。古人认为，死亡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存在，人的灵魂在死后会永生不灭。正因为如此，丧事的礼仪和习俗在此时变得极为重要，人们相信通过恰当的丧葬仪式，能为后代的家族带来福泽，使得整个氏族繁荣昌盛。为了得到祖先的庇佑，许多人在葬送死者时，会在墓中放入许多珍贵的陪葬品。
青铜器是那个时代的奢侈品之一，经常作为陪葬品。除此之外，一些帝王在葬礼上也会使用昂贵的物品和隆重的仪式来显示其盛大的恩泽。与此同时，皇宫或贵族家族为了抚慰丧家，提供了多种赙赠方式。由于古代社会等级森严，皇宫贵族和大臣们的生活条件受到严格的制约，因此，通过这种赙赠礼俗，君主不仅能表达对死者家属的关怀，更能快速凝聚家族和臣民的忠诚与支持。
古代的丧葬习俗一直受到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尤其是“七日一祭”的观念。根据传统，死者在死后需要经过七天一次的祭祀仪式，直到满四十九天。这一祭祀习俗深刻体现了儒家、道家和佛家的思想理念。古人对丧葬的态度，既包含了对死者的敬重，也表现了对活着的人所需承载的社会责任。
古代丧葬的整个过程繁琐且讲究，每一项礼仪都有严格的规定，犹如为死者灵魂点亮的“长明灯”。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有人守护在旁，直到尸体被完全收敛。在没有完成葬礼之前，火焰不应熄灭。死者的棺木至少需要在家中安置三天，这三天是亲朋好友对死者复生的期待。直到墓地安排妥当，死者才算真正“安息”。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周朝王室逐渐衰弱，各诸侯国之间因战争和兼并，社会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时期的赙赠礼俗也发生了变化，物品的种类和数量不断丰富。青铜器作为礼品之一，逐渐被青睐。各诸侯王对赙赠的重视也日渐增加，因为这不仅是对死者家属的关怀，也是政治联络和势力凝聚的重要手段。
在先秦时期，赙赠礼俗变得尤为隆重和复杂。先秦的文化思想对生死的认识十分深刻。儒家认为，服丧三年是最为合适的时间，这一观点基于对父母亲情的深刻理解。孔子在其经典《论语》中提到，三年丧期符合“天下通丧”的传统，这成为儒家文化的一部分。
然而，战国时期的墨家对儒家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墨家认为，三年的丧期不仅会影响社会生产的发展，还可能干扰政府的正常运作。因此，他们主张缩短丧期，以便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的运转。这些不同的思想反映了先秦时期对丧葬的复杂看法与文化差异。
先秦的赙赠礼俗根据死者的身份、地位和阶层的不同有所差异，特别是在贵族和王室之间的赙赠礼仪。无论是周王室还是各诸侯国之间，都有严格的礼仪规定，这些规则反映了当时社会等级和宗法制度的深远影响。《左传》中就有记载，楚康王去世后，许多诸侯及贵族纷纷送葬，甚至有贵族的随从跟随到墓地，这也印证了先秦时期赙赠礼俗的等级分明。
通过对许多先秦时期墓葬的发掘，考古学家发现，许多贵族墓中常常含有玉器、珍珠等陪葬物品，而规模较大的墓葬中则往往可以找到车马、金银珠宝等奢侈品。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的赙赠礼俗中，陪葬品的价值已经极为可观。
到了汉代，丧葬习俗和赙赠礼俗有了更为系统的发展。汉代的赙赠礼俗分为“官赙”和“私赙”两大类。在官赙中，国家会根据官员和贵族的身份地位，为其丧事提供补助。除了金银、玉器、珠宝和货币外，国家还会提供麻、布等必需品。在民间，百姓的丧葬也有“私赙”之礼，意味着邻里、朋友或亲属会自愿提供帮助。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丧家负担，并且有助于形成社会凝聚力。
汉代的赙赠礼俗不仅局限于达官贵人，甚至普通百姓也有“厚葬”的需求。这种对丧葬的奢华追求，源自人们对死后灵魂长存的信仰。即使在西汉后期，由于外戚干政，社会风气逐渐趋向低迷，但厚葬的风尚仍然根深蒂固。
秦始皇时期，厚葬风气已经显现，尤其以“兵马俑”最为人所知。陪葬品种类繁多且珍贵，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奢华风潮。随着历史的推移，陪葬的形式和物品数量变得越来越多样。特别是在死者口中含物的习俗流行开来，很多墓葬中都能看到死者口中含着各种陪葬品。
这种习俗一直延续至各个朝代，成为重要的丧葬礼仪。根据死者的社会地位不同，所含物品的价值也有所差异。贵族通常选择珠宝，而普通百姓则多为铜钱。通过这些陪葬品，考古学家可以进一步推测死者所属的朝代及社会阶层。
当然，也有一些哲学家，特别是崇尚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批评了“厚葬久丧”的习俗。墨子在战国时期严厉反对这一做法，认为它不仅浪费大量资源，还会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后来的韩非和王冲也认为，应该提倡简朴的丧葬，以节省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发展。
无论如何，赙赠礼俗作为古代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古人对生死的独特理解和社会习俗的演变。在西汉时期，赙赠礼俗继承并创新了先秦的传统，但其崇尚“厚葬”的社会风气依然存在，影响了两汉时期的丧葬观念和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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